中國產業轉移 – 勞工教育及服務網絡

經濟新常態下，工人組織往何處去？（完）

這樣的工人集體維權有助提高或增加個別工潮中工人代表的勞工與抗爭意識 (見吳貴軍、孟晗等人)，在參與中成長成為工人領袖；但並不等同於工人組織的成長與成熟; 集體協商的集體談判權，是「勞動三權」之一，所謂「勞動三權」，而集體談判權更是勞動三權中的核心權力，只要勞方集體性地透過工會與資方談判僱傭條件，資方就必須參與，談判結果具有法律約束力，目的是希望勞資雙方能在一個較平等的情況下訂立僱傭條件，以保障勞方應有的權益，同時保護工人代表，可說猶如勞工手上碩果僅存的尚方寶劍。

經濟新常態下，工人組織往何處去？（五）

在這些的大量的集體行動，涉及至少30,000多人的工潮當中，工人代表與資方的角力與談判到底是以甚麼形式進行，當中的條件與限制，或者可以為 “工人行動為甚麼沒有效” 提供一個較清晰的圖像。

經濟新常態下，工人組織往何處去？（四）

當媒體沒敢或沒能披露中國經濟結構改變中有多少家工廠破產、搬遷、多少名工人被裁減的資訊的時候，就網上有限的資料統計，光是2015年第一季工人在網絡上能突破曝光的工潮就有31宗，涉及26000多的工人。

經濟新常態下，工人組織往何處去？（三）

自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確定了當屆政府的執政理念之一是建構「和諧社會」。地方政府一方面要完成產業遷移與昇級的指標，另一方面他們其中一個最擔心的問題是，如何吸引減低企業的搬遷成本達成指標的同時，防止因搬廠、大批倒閉、失業[1]可能給社會造成的不穩定性。

經濟新常態下，工人組織往何處去？（二）

當第二產業往更欠發達的城市轉移，原在城市已發展的第二產業即進入展開所謂「機器換人」(Robotization) 的產業升值，同時土地用途亦發生根本去工業化的改變。

經濟新常態下，工人組織往何處去?(一)

2014年5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河南考察時首次提及 “新常態”，用以描述中國經濟進入一個新的經濟增長結構，政治與社會建設進入反腐，以法治國等(我們這裡說得比較簡單)的新方向；事實上，以“新”與 “舊”對比當前中國的變化似乎用的並不恰當，某些經濟結構的變化早在2008年後已見端睨，習的 “新常態”在中國被換置的意義更多是“新常態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這某程度仍舊是 “中國夢”的一種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