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勞工教育及服務網絡編輯室
一） 什麼是“新常態”?告別高速增長
“新常態”一詞在2014年5月，習近平考察河南時首次提及。“新常態”用以描述中國經濟進入一個新的經濟增長結構，政治與社會建設進入反腐，以法治國等的新方向。早在習的“新常態”提出之前， 支撐中國過去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的外部環境和內在條件已發生深刻的變化。細心看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字，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的經濟由增長逐步減速，從14.2%的高峰值降到2014年底的7.4%，跌了幾乎一半。中國GDP增速從2012年起開始回落，2年、2013年、2014年上半年增速分別為7.7%、7.7%、7.4%。在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為6.9%，是自1990年內GDP增速首次跌破7，有不少分析認為是中國經濟下滑的一個訊號。
二） 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產業轉移
2008年11月，中國為應對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推出人民幣4萬億挽救經濟方案，以望應對金融海嘯對中國帶來的影響，以拉動內需、稅制貨幣政策改革、大量的基建作為內容支撐起因出口需求減少而面臨疲軟的中國經濟，提出沿海城市需要舊城改造進行產業升級、改變過去過份依賴出口外銷主導型經濟的弊端。同年，以廣東省為例，廣東省政府推出《關於推進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決定》 （粵發 [2008] 4號）。“雙轉移”正是廣東省提出的“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兩大戰略的統稱，使珠三角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廣東省的東西兩翼、粵北山區轉移；而東西兩翼、粵北山區的勞動力，一方面向當地第二、三產業轉移，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較高質素勞動力，向發達的珠三角地區轉移。廣東省5年內投入財政資金超過500億元人民幣進行一系列措施配套”雙轉移”︰經廣東省政府批准認定的省級產業轉移工業園有28個，每個欠發達地市至少有一個省產業轉移工業園，大多屬於高端產業。28個省產業轉移工業園總規劃面積24.80萬畝，被轉移的多是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例如深圳、東莞的傢俱產業基地東遷至惠州，制鞋業則往惠東遷移。
三） 地方、法院、企業三方互動下，工人吃虧
自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確定了當屆政府的執政理念之一是建構「和諧社會」。 地方政府一方面要完成產業遷移與升級的指標， 另一方面他們其中一個最擔心的問題是，如何吸引減低企業的搬遷成本達成指針的同時， 防止因搬廠、大批倒閉、失業 可能給社會造成不穩定性。
企業搬遷或結業時關閉工廠，往往推卸應有社會責任，將一切搬遷的代價和成本轉嫁予農民工。農民工在產業轉移政策下，成了最大損失的群體。《勞動合同法》於2008年1月1日施行，《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也於2008年5月1日施行。 兩法的出臺嘗試進一步在“依法治國” 的框架下規範用工情況， 擴大法規適用範圍， 規範和嘗試回應勞動合同短期化、勞動關係法制化難落實的問題以緩和勞資矛盾。勞動爭議的個案數量在2008年-2009年間進入急增階段，2008年全國勞動爭議增至29.3萬件 ，較2007年增長93.93%。 2008年廣東省受理勞動爭議案件79281件，較2007年增加157.56% 。 2008年廣東省10人以上的群體性勞動爭議 涉案人數6173人、案件數量138宗，分別較2007年增長221.07%和236.6%。
兩法開始執行的時侯，海量的個案都比較能公正地得到解決，國家在維持經濟增長、地方政府在爭奪外資、完成政治指標的巨大壓力下，有關的勞動部門、法院執法的力道往往作出種種的妥協。然而，2009年後各省份的勞動仲裁數字續年下跌，在判決結果上，勞動者在勞動仲裁中提出的主要訴求得到支持的比例在下降。同時，面對大量涉及搬廠而產生的勞動仲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卻出臺了《關於審理勞動爭議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試行）》（2009年4月印發），使大量因為就近搬遷的企業而受影響工人無法得到賠償，同時減少了企業的負擔成本。
四） 大量工廠從珠三角外移︰以玩具與服裝業為例
80年代初開始玩具及服裝業曾經是珠三角出口經濟的重要部份。大量的工業生產由香港等地遷移至珠三角地區促進輕工業發展。珠三角是全球製造業基地，部份產業更是舉足輕重，例如玩具業在部份產品類別占全球總產量曾經逾60%。但玩具業已經好景不常。訂單的價格在激烈競爭之下被大幅壓低。據部份商會的估計，近年，服裝、電子、制鞋、玩具、五金、鐘錶等行業的主要產品接單價格平均下降了一至三成。之後，海外市場對產品安全和環保的要求越來越嚴格美國與歐盟相繼推出新的玩具安全保證計劃亦令到玩具行業的壓力日漸加重。2005-2010 年統計資料顯示：玩具行業企業數量逐年增加接近2000家，但到了2011年企業數量暴跌至1172家、同比降幅接近四成。與此同時訂單有向廣東省以外的地區或其他國家轉移的跡象。
同時，珠三角的服裝加工業亦面對來自東南亞等地的挑戰。例如國際知名服飾品牌UNIQLO，海外工廠原本有三分之二都設在中國，已計畫將生產基地轉移到印度和東南亞地區，目標將中國以外的代工廠產量增加到接近50%。另一家知名品牌無印良品，亦計劃3年後把在中國的合作工廠從229家減少到86家，自中國的採購比率從60%降低一半。
五） 社保的歷史欠帳被消失
在珠三角，截至2011年5月，珠三角核心區6市轉出企業5983家，關停企業30811家，淘汰落後產能企業41390家，退出投資金額共計4968.69億元（其中轉出4366.25億元，關停淘汰602.44億元）。在產業轉移的過程裡，社保的歷史欠帳是工人其中一個主要訴求，其中又以東莞裕元萬人罷工，要求補回過去企業欠供的社保，曾經被國內外媒體廣為報導。然而，這樣的例子在珠三角多不勝數，但是成功能夠補回欠供的，卻是少之又少，原因是地方政策向企業的偏袒。
以深圳為例，據深圳市社保局的數字，深圳養老保險基金2015年年末基金滾存結餘4432.016億元。深圳市社保基金中有大量外來工無法領取退休金而放入統籌帳戶的養老保險。根據上述資料，深圳巿絕對有能力應付第一代農民工這筆歷史欠帳。然而，深圳巿補交養老保險的細則卻遲遲不出臺，並且限制工人只能夠追討過去兩年欠供的社保。 我們可以從不少關於第一代農民工的嘗試補繳的故事中看到，限制追討兩年欠帳的做法其實就等如斷絕第一代外來工在深圳享受養老待遇的希望。
然而，隨著產業轉移工廠搬遷，這筆數以億計的歷史欠帳將會被消失在中國”新常態”的經濟發展之下。工人想再追回過去辛勞的成果，安享晚年的希望越來越渺茫。難道第一代農民工──我們辛勞的父母輩──就是和諧社會之下，成為理所當然地被犧牲的一群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