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勞工教育及服務網絡編輯室
第一代農民工初到珠三角的景象，大多是：「到處都是田、到處都是山，草很高、路很窄」，交通不方便，出去找廠基本靠走。外地來打工的姑娘們，連找對象也不願意找本地人。
那是改革開放初期的景象，那時整個深圳剛開始從一個邊陲小漁村開始邁向工業化之路。如今，深圳已成為一個國際化大都市，其經濟地位不可忽視。
2015年08月25日深圳經濟特區建立三十五周年座談會在深圳舉行，會議中提到：35年間深圳以年均23.5%的增速，累計創造了超過12萬億元的GDP，創造了舉世矚目的“深圳速度”。[1]
深圳市人民政府網站對深圳的綜合實力有以下結論：深圳是全國經濟中心城市，是中國大陸經濟效益最好的城市之一。在經濟規模方面，深圳經濟總量相當於中國一個中等省份，位居全國大中城市第四位，是中國大陸經濟效益最好的城市之一。《2016年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中列出，2015年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榜單上深圳位居第一。
深圳的變化在世界經濟史上都是奇跡，但這個奇跡卻是由數不清的第一代農民工一點一點建立起來的。昔日到處是荒山的觀瀾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到處高樓林立，大街上一個挨一個的店鋪，充斥著工人們需要和不需要，消費得起和消費不起的各種商品。這一代打工者，到了退休卻得不到任何應有的保障，一大批超齡工人如今依然要靠打工來維持基本生活。外來工對於這個國家、城市和企業來說，意味著什麼？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農民工”現象就已經出現。大批農民湧入城市進入工廠，為工業發展提供勞動力，這一批人通常被稱為第一代農民工。所謂的“農民工”，就是戶籍是農民，職業是工人。而後，“農民工”的稱呼逐漸減少，在珠三角地區，“外來工”的說法更加普遍。不管是“農民工”還是“外來工”，在用詞的表述上就可以看出，城市並不接納這一批工人：“農民”總歸是要回到農村的，“外來工”也總有一天要回老家的。這兩個詞也預示著這一代人的命運——農村是歸宿，城市是謀生的地方，不管你願不願意。
三十多年過去，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未曾有實質上的改善，一直生活在城市的邊緣。雖然外來工長時間居住在城市，但並未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外來工作為“社會人”相關的事情，如嫁娶、生育等，在城市無法完成，只能夠回到老家處理。即便在城市呆著，但社會關係網路還在老家。此外，對於外來工申請廉租房、子女入學等等，都有諸多限制。這說明，城市只是徵用個人的勞動力，而“人”的發展與需求，城市並不會解決。第一代農民工的養老保障的缺失，是典型的例子。
在深圳，1992年規定所有員工需要繳納社會養老保險；國家進一步在1998年出臺條例，規定所有企業必須為員工繳納社會保險，其中包含養老保險。然而在珠三角，絕大多數企業未執行該政策。政府部門為了吸引投資，往往消極查處。有的企業為了減少企業成本，只為小部分管理層繳納社保。若政府部門來檢查，則出示已經繳納社保的名單給政府部門，就可以蒙混過關。一些小廠甚至沒給任何一個員工繳納過社保，卻從未受到任何查處。直到2008年《勞動合同法》，再到2010年《社會保險法》出臺過後，政府部門排查社保情況開始積極起來。許多企業正是那段時間過後才為所有員工繳納社保。
政策執行上的短視造成企業與政府的歷史欠帳巨大，從反面印證了政府和企業僅僅將外來工視為經濟發展的工具：勞動力用完了，就將他們一腳踹開。幾十年前開始累積的問題，在一瞬間爆發。
一些已經到退休年齡的工人，如果還算聽話、又是熟練工，企業也許不會立即把他們掃地出門。有的還有機會被返聘，但返聘後的工人，是沒有任何保障的：不簽合同、不繳納社保、沒有合同工應有的福利待遇。而且一旦企業覺得不再需要這些高齡工人了，也可以隨時開除了事，並且不用支付任何經濟補償金。這些高齡工人中的大多數，由於企業長期以來的違法——沒有依法、足額繳納社保，導致他們失去工作後，也失去了退休後的生活保障——養老金。
然而，在第一代農民工面臨退休困境的同時，國家主導的產業升級轉型也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在珠三角，截至2011年5月，珠三角核心區6市轉出企業5983家，關停企業30811家，淘汰落後產能企業41390家，退出投資金額共計4968.69億元（其中轉出4366.25億元，關停淘汰602.44億元）[2]。產業轉型升級的背後，高齡工人往往成為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因為年紀偏大，不再符合企業招工的標準（特別是年齡），工作機會驟減，只能轉向不合法的小廠、做臨時工、環衛工等。 如果過往欠繳的養老保險得以補回，至少第一代退休的農民工能在城市有一份基本生活保障。但在深圳，與補繳相關的細則遲遲不出臺。廣東省一些城市，可以給已經到達退休年紀而未能足夠繳納社保的工人開放補繳的空間，讓其有機會在深圳或者珠三角領取退休金[3]，這不失為一種解決方法。但遺憾的是，深圳每一天都有工人面臨退休，老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無著落，政府部門卻依然不緊不慢的拖延著。這幾年，我們不清楚有多少人因此返回老家，但這個數字絕不是幾百人而已，影響的是成千上萬個家庭。你也許會說，政府不一定有錢支付這筆退休金。
據深圳市社保局的數字，截止到2015年 ，深圳養老保險基金滾存結餘4432.016億元。其中就有由於外來工無法領取退休金而放入統籌帳戶的養老保險。“不差錢”是深圳大學翟玉娟教授對於深圳市養老保險基金的評價。 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橋頭堡，也是勞資關係的試驗田，它對於廣東省、乃至全國來說，有著重要的示範意義。它用實際行動去探尋工人的底限，在養老保險補繳上堅持不開任何缺口，甚至正兒八經地用“沒有實施細則”這種十分荒誕的說法拒絕工人的補繳要求。 企業想把過往的欠帳一筆勾銷，政府相關部門也以“超過2年的違法行為不再追究”為由幫助企業開脫責任。第一代農民工回到老家，或許是深圳市政府部門最希望看到的結果。在這三十年的時間中，城市並沒有為他們留下發展的空間，僅僅使用他們的勞動力。所以當城市不再需要勞動者時，就讓工人回到老家。這何嘗不是把工人當作國家發展的工具？ 有人說：“對待知識份子的態度標誌著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而對待工人農民的態度則可考驗這個民族的良心。”
城市的發展成果，應該讓每一個在城市有付出的人共用。第一代農民工們也開始爭取自己的合理權益。他們希望獲得應有的權益，而不是被當作國家、城市、企業發展的工具，僅支付一點能夠養活自己的報酬就可以了。“我奮鬥了二十幾年，最後兩手空空，對我公平嗎？”採訪中，彭小梅發出這樣的追問。追求公平是他們的動力之一。如今，有這樣一批老工人站出來爭取公正的待遇，令人動容。他們爭取的前景將會怎樣？或許要等到大部分第一代打工者無奈返鄉之後，才稍微放開一點口子，讓那些堅持已久的人看到一點希望。那時，因為需要領取養老金的大多數人已經離開或者放棄，就算放開口子，對深圳社保基金作來說也是不痛不癢。對於這個城市來講，他們作為工具的最後一絲利用價值，已被榨幹。
[1] 中國新聞網，深圳舉行經濟特區建立三十五周年座談會，2015年8月25日
[2]資料來自百度知道
[3]廣東省規定，省內戶籍繳費滿5年，省外戶籍繳費滿10年的工人可以繼續在深圳延繳到15年。但其他未能足夠繳費的工人則無法延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