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勞工教育及服務網絡編輯室
在一棟出租屋的7樓，不到9平米的房間，住著肖葉青和她的女兒。房間裡有一台新的縫紉機，走道裡還擺放著一台生銹了的腳踩縫紉機，儘管有了新的機器，舊的也捨不得扔掉。這兩台機器，伴隨著她在深圳打工的十多年時間，消磨了她所有業餘生活的同時，換來了孩子的學費與生活費。
為了孩子，外出打工
九十年代，沉重的農業稅、日益攀高的教育費用，讓簡單的農業勞動已經無法支撐起家裡的兩個書包。1995年，31歲的肖葉青毅然離開一雙對母親還有著強烈依賴的兒女，從老家湖南來到深圳，開始了她長達20年枯燥的打工生活，老公則在老家帶孩子。這種情況，看上去與中國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相去甚遠。然而，這並非是文化的轉變，僅僅是因為女工的需求量大。90年代初，珠三角的產業多為服裝、玩具、電子等精細作業的輕工業，女工才是受歡迎的勞動力，男工基本上找不到工作。所以，男人才會在家帶孩子。
肖大姐是精明的。她沒有技術，又不想做雜工這樣沒有前途的工作，所以她不斷去小廠試工，乘機可以用一下電車。由於小廠對於技術要求不高，所以她最初是進小廠工作幾個月，等技術嫻熟了，再跳到大廠工作。幾個月的時間，就學會了車位的技術，算是技術工。只是，這個技術的含金量不斷走低，同時還爭不過有後門的工友，守本分工作的她直到2007年，工資才突破1000元大關，與此對應的是每天12個小時，沒有週末的工作。
為了孩子，開源節流
即便這麼辛苦，還是湊不夠生活開支。肖大姐於是開源節流。一來從外面拿私活回家做，晚上10點半11點下班，回到出租房繼續縫東西，一直到深夜一兩點。第二天照常上班，從來不遲到早退。二來是節流，從不在過年期間回家，因為不想把辛苦掙的錢交給司機。開始出來的幾年，只在8、9月份回家送學費，呆一周時間。在2014年以前，一連9年都沒有回家，只為了存錢。家，不應該是溫馨的港灣麼？在肖大姐這裡，卻沒有那麼高的奢望。回家倒更像是一次難得的旅行。
肖大姐儘量避免任何的娛樂消遣。年輕時的她喜歡唱歌，90年代也曾買過收音機聽廣播學唱歌，2000年之後，如此簡單的消遣都變成了奢侈。她連基本的社交也會拒絕。一些在深圳打工的親戚，借用肖大家的出租屋聚餐，她的條件是，你們過來吃飯可以，但是菜要自己買，我這裡什麼都不會提供。她說，“這樣在別人看起來不懂情理，但是沒有辦法，我只能得罪別人，要不然我的孩子就沒有吃的，沒有學上了”。這樣的狀況從2001年持續到2014年。這段時間是兩個孩子讀高中、大學的時候，也是學費最貴的時候。有手機後，她最害怕接到孩子的電話，因為又要寄錢回去了。雖然現在講起來覺得心酸，但在當時她也顧不上辛苦，只想多掙點錢。為了孩子，她把自己變成一台節能又高效的機器，趕貨是她的任務指令，一切與此有衝突的設置都會被丟到一邊，情感也好，面子也好，這些人基本的需求都被丟在角落裡。如今回想起來，肖大姐說，她這輩子對得起所有人，唯獨對不起自己。
多年的辛苦換來孩子受教育的機會，卻丟失了父母作為孩子第一任教師的所有回憶與樂趣。母親角色的常年缺失，對於孩子究竟影響有多深？肖葉青幾次哽咽地提到兩個片段：其一是第一次打工回家，她聽到女兒哭著說，“我沒有媽媽，我媽媽死了”；其二是兒子對女兒說，以後要對媽媽孝順，她很不容易。這是欣慰的淚水。肖大姐是不幸的，與孩子相處最寶貴的二十年時間，她都錯過了；肖大姐又是幸運的，至少孩子在長大後能夠理解她多年的辛苦，以後的生活也不用發愁。
如今，肖大姐的生活隨著子女參加工作而改善了很多。但她還有揪心的事情，就是養老保險。
為了孩子，爭取養老保險
2014年4月，肖大姐年滿50歲，繼續留在工廠工作。從4月—7月，一直找廠方協商補繳2001年—2006年間的養老保險。2014年10月，老闆跑回香港不再現身，廠長貼出通告宣佈倒閉，趕去上班的工友突然發現廠子倒了。國邦廠一共有60餘名員工，其中有9名是已達退休年齡的女工。由於人數少，工人代表本來不打算在與政府和廠長的談判中提及退休女工的賠償問題，但肖大姐堅持跟著工人代表去見政府部門，鎮政府、區政府甚至是市政府，她都一起去。每見到領導就談她們的遭遇，卻每每遇冷。領導的回答是養老保險補不了，政府也沒有責任。
政府部門建議員工進行仲裁，以判決結果來確定每個人的賠償數額。同時對廠裡的財產進行清算。1個月過後，判決書下來，9名退休女工不僅沒有賠償，連工資都沒有。肖大姐氣不過：“真想帶著9名工友一起爬上政府大樓的樓頂往下跳，看他們怎麼辦！”最終理智還是戰勝了衝動。在她看來，這些退休的員工已經工作了10多年，是廠裡最老的員工。仲裁委這麼判決有問題，工友也不應該自私地按照仲裁裁決書拿錢。後來通過與工人代表的協商，工人將廠裡的產品拍賣，所得的錢，按照比例賠給每一個人。10多年的工作，換來幾千塊錢。若沒有肖大姐不依不饒地跟著工人代表去談，這些錢還不一定能夠拿到。
隨著工廠的倒閉，她補繳養老保險的希望也隨之落空了。7年半的養老保險依然放在社保站，尷尬的是，這筆錢不知如何是好。由於城鄉養老保險轉移接續的操作問題尚未解決，無法轉回老家；由於深圳市政府牽強附會鑽法律空子，不支持工人自入職開始補繳社保，所以她目前也補繳不了。但她堅持打行政訴訟的官司，是覺得：“至少我爭取過，以後不會後悔”，她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能夠最終突破制度的障礙，爭取回養老金，減輕孩子的負擔。
由於企業的倒閉，現在爭取補回養老保險的希望很渺茫，但是肖大姐說，只要有官司打，再難都要繼續，絕對不會放棄。她的行為更多的是為其他人謀取福利。
後記
肖大姐曾經在一個工作坊中，畫了“當我老了”的一幅畫。那是她畫的第一張畫，“在這幅畫的下方，我畫了年輕時候的我和一張桌子，桌子上什麼都沒有，就好像年輕時候的我，生活得辛苦和貧窮。畫的上方，是太陽和燕子，希望我今後的生活像小鳥一樣快樂自由。”這是她對於畫的詮釋。
中國養老防兒的權念根深蒂固，老人需要兒女為他們投入時間、精力和財才來保障晚年生活。對於正在為將來打拼，努力生活的子女來說，難以在工作，自己的家庭和父母的關係上取得平衡。但肖卻不想依靠兒女。雖然這些多年工作掙的錢都在孩子身上，並沒有什麼積蓄，但肖大姐還是不想讓兒女們承擔自己的生活，希望能夠有退保金，不用依靠孩子們。
希望她能得償所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