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勞工教育及服務網絡編輯室
屈衛東今年40歲了。《論語》裡說“四十而不惑”，可是屈衛東的40歲卻比任何時候都更加迷惑。因為職業中毒導致他視神經萎縮，現在視力很差，需要戴一副厚厚的近視眼鏡才能看見。而工廠非法關閉，各項賠償還未支付，導致他的治療和養老都是巨大的負擔。
為謀生存，南下打工
初中畢業後，屈衛東就在家務農，但收入很少。2003年，28歲的他揮別妻子和兩歲的女兒，獨自來深圳打工，進了一家生產鋰電池的工廠。
相比農村，城市繁華而新奇。“這裡的樓房好漂亮啊，如果我生活在這個城市，該多好。”他第一次去逛商場，看到電梯很新鮮，很小心地跨上去，扶著扶手，下來時差點摔了一跤。在ATM機取錢時他覺得很神奇：機器還能吐錢出來！
但同時，城市和工廠，也露出冰冷甚至殘酷的一面。
他入職時，工廠成立不久，但很快就越做越大，員工也從最初的兩三百人壯大到一千多人。有一年生意特別好，老闆一年就賺了兩個億。這背後是員工付出的血汗——他們經常從早上八點一直上班到晚上十一二點。有的女工累得暈倒在車間。但他們仍然只拿到最低工資標準的工資，住著滿是臭蟲的宿舍。
屈衛東清楚地記得，他入廠第二個月，領了570元。加班多的時候，能拿到一千七八。
工資低，家庭負擔重，屈衛東和妻子只好多掙少花。平時很少出廠門，也減少回老家的次數。
他們離開家時，女兒才兩歲半。他至今記得，兩年後第一次回家時，在路上看到一個小女孩，蹦蹦跳跳地跑過來叫他們。妻子問他：那是誰家的孩子啊？女兒聽見這話就跑開了。
得了職業病，工傷索賠難
本想打工掙錢在老家蓋房的屈衛東，進廠不久就遭受了一次嚴重的職業傷害。
屈衛東的崗位是用三氯乙烯清洗鋼殼。2003年剛進廠時，廠裡購買了一台超聲波清洗機，一位師傅大概教了他下怎麼使用，他就上崗了。工作時，要把三氯已烯加熱到60℃，再打開超聲波清洗機來清洗鋼殼。加熱過程中，會揮發大量的三氯乙烯氣體，很難聞，吸入後會暈眩，像喝醉了酒一樣。
全廠只有他一個人做這項工作，沒人告訴他三氯乙烯有什麼危害，也沒有人告訴他僅有廠方提供的一次性口罩、圍裙和一雙膠手套是遠遠不夠的。
一個多月後的一天早上，屈衛東像往常一樣來到工作室，把從裝配車間拿來的鋼殼裝進清洗容器裡，蓋好蓋子。九點多鐘，他掀開蓋子，準備檢查是否清洗完畢，一大片白茫茫的氣浪迎面沖來，然後他就失去了意識。
工廠把他送到附近的小診所，醫生把他搶救過來。主管告訴他是源於中毒導致的休克，但廠方和診所並未告知他病情的嚴重性。
兩天後，經過草草治療的屈衛東照常去上班，壓根沒想到自己有可能得了職業病。這次事故之後，廠裡就給他買了工傷保險，他也成為廠裡唯一一個有工傷保險的工人。很顯然，工廠已經懷疑他得了職業病，但並沒有告訴他。
但三氯乙烯的損害已經慢慢顯現。中毒暈倒後沒多久，他手上、臉上出現了脫皮現象，後來臉上又開始長出膿皰一樣的痘痘。在他的強烈要求下，工廠為他換了崗。2006年，屈衛東開始出現頭暈頭痛、手腳酸痛、視力下降、眼瞼乾燥、怕光、等症狀。到2007年，病情惡化的他再也不能上班了，開始四處求醫。
醫生告訴屈衛東，他將來可能會失明。
2010年4月，廣東省職業病防治院診斷屈衛東為職業性急性重度三氯乙烯中毒；2012年12月，他被診斷為職業性急性重度三氯乙烯重度神經系統後遺症（視神經萎縮）。2010年6月，屈衛東被認定屬於工傷。2013年10月，深圳市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評定他為六級傷殘，有一般醫療依賴。
雪上加霜：工廠註銷了！
患病後，屈衛東陷入了困境。
有效的兩種治療藥物，一天就要花費500多元，但未列入職業病用藥目錄。看病期間，廠方只發給底薪。2009年，他住院了， 工廠只發底薪的80%，扣除社保後，只剩下一千多一點。
住院後，廠方跟屈衛東協商，希望給他賠一筆錢讓他離職，試圖甩掉這個“包袱”，這跟屈衛東剛患病時工廠承諾“不管花多少錢也要治好你的眼睛”態度截然相反，被屈衛東拒絕。
屈衛東的就醫之路充滿艱辛。他先後被廣州、深圳多家綜合醫院、職業病防治院求醫，被以“過年了”、“治不了”、“沒床位”等種種理由拒絕治療。無奈的他只好隱瞞患有職業病的情況，到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求診，結果醫院很快就收到工廠的資訊，得知他的病情是職業病，屈衛東再次被拒絕入院。
考慮到職業病的複雜性、專業性，以及工廠在他患病後不願意承擔責任的做法，屈衛東覺得需要通過法律途徑來解決。
2013年10月，屈衛東就職業病賠償問題申請勞動仲裁，要求廠方支付殘疾賠償金、被扶養人生活費、營養費、精神損害撫慰金、後續醫療費共300多萬元。經過仲裁、一審、二審，判決都不理想，每一次判決都比上一次判的賠償金額多，但到二審，也只有22萬多。目前他已上訴到省高院，等待開庭。
然而，官司還沒打完，2015年2月10日，工廠突然註銷了。工廠註銷，社保斷了，屈衛東的治療都成問題，雪上加霜。
職業病人如何養老？不敢想！
除了職業病的賠償，屈衛東還同時在打另外一場官司。
2014年，他去列印社保繳費清單，發現廠裡給他少繳了2年半。根據相關規定，養老保險繳納未滿10年就不能在深圳辦理退休。屈衛東跟工友向社保部門申請補繳，但被深圳社保部門以超出2年追繳時限為由拒絕。
隨後，屈衛東與另外3名工友起訴深圳市社保基金管理局行政不作為，要求社保部門重新受理工人的補繳申請，推動讓廠裡補繳社保。2015年2月10日，該案二審開庭，庭上，社保部門承認是因為還未出臺補繳細則而導致無法為工人補繳養老保險。
屈衛東希望養老保險繳滿15年，享受深圳養老保險待遇。曾經，屈衛東的想法很簡單，多加班、多掙錢，以備養老。
他現在已經無路可退：身體狀況讓他無法再就業，工廠註銷，社保也無著落。他仍需治療，仍需後續生活，仍需承擔家庭責任。
他徹底改變了對城市的嚮往。“青春投入到這個城市裡，現在卻被城市拋棄了。”
然而養老的問題怎麼辦？他說“不敢想”。不過他還是有打算的，去年六月，他們生了第二個孩子。他的考慮是，萬一將來自己失明了，可以有個孩子在身邊服侍。
後記：
沒有屈衛東這些外來工，深圳的發展也不會這麼快，他們的功勞和苦勞都不應該被忽視。對於在深圳工作十多年前的工人而言，他們最微小的願望，就是老有所依一老有所養。在深圳戰戰競競工作了這麼久，老家也回不去。
中國現有的職業病工人養老保險配套不足，令工人難再就業，靠微薄的養老金難以生活，單是醫療費已經可以普通家庭光所有積蓄。職業病工人迫不得已陷入進退兩難的情況，放棄應得的城市養老保險，回老家生活，但靠農村養老金難以維持生計；如果選擇爭取城市的養老保險，深圳政府遲遲不出補繳細則，令這群工人在夾縫中求生，僅盼望深圳市政府他們一個在深圳退休的心願。但願這願望能夠成真，讓第一代農民工的有一個可期盼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