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勞工教育及服務網絡編輯室
四、惡劣的職業健康培訓 工人暴露在化學危害中
大部分工人在工作前或工作期間，都沒有接受過化學品使用的職業健康安全的培訓。針對化學品的使用方式，工廠並沒有向工人提供正式的培訓，包括化學品的混合物的名字，分類和應用，正確的貯存方法，使用時有可能帶來的危害和發生意外時緊急治療。即使工廠為工人提供了相關的培訓，但明顯工人對這方面知識的吸收和應用是非常有限。工廠大多只是「走程序」的態度為工人提供培訓，對提高工人的職業健康安全意識意義不大。工人只能在低度條護的環境下工作，大大增加他們患上職業病的風險。
工人的自我保護意識不強，有的時候為了趕進度，在沒有正確配戴好保護用品的情況下便開始工作。錯誤使用保護用品，令防護效果有效。有部分工人表示他們的工作場所沒有相關的保護措施，工廠為他們準備的保護設備也遠低於標準。加拿大職業安全與健康局（Canadian Centr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建議在處理化學品，特別是苯的時候配帶化學品防護眼鏡，防護面具，全身式化學空氣呼吸器或供氣呼吸器和化學保護衣。但調查結果發現，受訪工人在處理化學品時，只使用一次性面罩，更有超過3成的受訪者表示工廠並沒有為他們提供個人保護設備。工廠有責任為工人提供足夠的防護用品、定期更新過期的防護用品，並在緊急情況時向受傷的工人提供即時的急救。但工廠卻未能為工人提供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令工人暴露在職業危害中。當工人懷疑自己患上職業病時，工廠的回應往往是負面的。
五、職業病診斷過程艱難 工人難獲證明
中國政府稱由診斷到得到官方職業病診斷到實際的賠償，只需要短短9個月。但實際上，工人反映當他們告訴管理層他們生病時，得到的回應大多是負面的，時間也遠比政府的數據長，有的工人等不到實際賠償，就已經死亡。患上職業病的工人可能要面對因病被工廠解僱的風險，舉證職業病的責任落在工人身上。當僱主沒有通過申訴去解決問題時，令工人要面對財政，心理和生理上的壓力。在一些案例中，工廠要求工人為生病的同僚捐款，所有收集到的捐款會貸款或直接給生病的工人。但在大多的情況，工人需要診斷確認，他們才能拿到工傷保險基金範圍的醫療費用，在這之前，工人需要自己承擔所有支出。 根據廣東省的工傷保險條例，“在停工治療期間，工人的工資應按統籌地區的平均工資發放，包括加班費。”但有些受訪者在停工治療時只拿到統籌地區的最低工資，還沒有加班費用。而職工因工傷需要暫停工作接受工傷醫療的，在停工留薪期內，原工資福利待遇不變，由所在單位按月支付。停工留薪期根據醫療終結期確定，由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確認其工傷傷殘等級，最長不超過二十四個月。許多工人表示他們對他們的治療期間的工資感到擔心。
“我兩年的醫療期即將過期，我生活中有很多事情要照料。我現在每月拿到4,500人民幣的治療期間工資。最近，主管向我問了我的勞動能力（工傷傷殘鑒定）。地方人社部的職員告訴我兩年的醫療期不會改變。但我的將來呢？我在工傷傷殘鑒定能做什麼？我不得不開始憂慮。”
2/3的受訪者在調查期間正在醫院接受治療，其中的47名(約80％的受訪者)稱他們已被鑒定患上工傷，這會加快把他們轉到工傷保險基金。大部分受訪者(89%)正領取工傷保險。中國社會保險法第41條保障職工所在用人單位未依法繳納工傷保險費，發生工傷事故時，由用人單位支付工傷保險待遇。立法的用意是工人的一部分的工傷醫療費用能夠得到承擔。但在這方面的政策實施卻不太理想。根據第75條工傷保險條例，如工人沒有參加工傷保險的話，他們可以申請預支，但工人需要證明他們已經償還部分預支或有償還預支的意願。反過來說，如果工傷工人想申請這筆預支，他們需要證明僱主拒絕支持賠償。在這情況下，工人需要提供勞動關係，由人社部核發僱主拒絕支持賠償的證明，和其他相關的文件。
實際上，僱主不會主動提供他們拒絕支付的證明，這說明為什麼受訪者需要自己支付他們的醫療費用，或者向他們的僱主借貸和／或接受同僚的捐款。只有在一些個別的例子，僱主自願向僱員提供一部分的醫療費用。但更多的工人所面對的是來自僱主的漠視或敵意。
六、 醫療費用高昂 工人經濟負擔倍增
2013年，東莞的法定最低工資由1,310人民幣增加到1,510人民幣。2014年，深圳的法定最低工資由1,808人民幣增加到2,030人民幣。而受訪者每日的平均工資1,324人民幣，加上加班費，他們月均收入約有2,620人民幣。他們每月支出的平均數，包括醫療，需要451,866人民幣，是他們工資的172倍。平均367,038人民幣花在醫療費用上。如果我們把醫療費用的平均開支和工人每月平均工資作比較，工人們需要140個月才能賺到相應的醫療費。調查發現治療職業性化學中毒和職業性癌症的費用高昂，工人根本沒有能力支付醫療費。
Li Bo表示他已經花超過9萬人民幣的治療費：
“我所花的醫療費比我一年的總收入還要高。”
由此可見，醫療費用對工人來說是沉重的經濟負擔。當整個家庭只由一個人賺錢養家時，這種支出是難以承擔的，由工人的實際例子上也證實了這一點。很多受訪者在他們壯年時生病，而他們大部分都有孩子。受訪者需要照顧的孩子的中位數分別是0.35和0.75。除了要照顧孩子外，許多受訪者還要家中年邁的父母，令受訪者平均要照顧3.20個人。有一半的受訪者稱他們的伴侶因不同的原因也在工作，以紓緩家中的財政困難。一對父妻分隔兩地工作，只為了糊口，孩子也只可留在老家由爺爺奶奶照顧。 除了醫療費外，他們也需要為自己和家人的未來作打算。單是高昂的醫療費，對在城市兢兢業業地工作了十多年的工人而言，是壓死他們最後的一根稻草。
七、Good Electronics：Meeting the Challenge
全球化電子業生產鏈帶來許多社會和環保的問題。而工會、勞工團體、研究組織和電子行業嘗試喚起這些問題的重要性，包括低工資、長工時、對外來工的歧視、學生工被剝削和組織自由的問題。近年，本地和國際的組織團體和研究組織指出在電子產品的製作過程中，工人會暴露於有害和有毒的化學品。這些化學品會提高癌症的病發率、生殖能力也會受到影響、出生缺陷和其他嚴重的疾病。中國珠三角地區作為一個城市地區，無論在大小，還是人口都是日本東京的兩倍，是全球電子產品生產的樞紐。
Good Electronics的Meeting the Challenge，希望透過多方平台提高對化學品中毒的意識，包括有毒化學品的知情權-對象為工人和社區群體；供應鏈監察：工廠內、廢物排放和工人的生物監察；增強改善電子業生命週期的能力（自由結社和集體談判權也包括在基本勞工權益）。
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崛起，其經濟進一步嵌入全球貿易和生產系統中，成為全球產業鏈中不可缺的一部分。電子業出口的增長帶來了對電子業工人空前高漲的需求，但隨著中國經濟轉型，勞動密集型的工種慢慢在機械化所取代。而職業病中毒問題卻一直不得已正視，不少職業病白血病的工友在等待確診、與工廠和職防院周旋的過程中已離世。對於電子業工人而言，他們有權在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環境工作，也有權利知道在電子產品工廠工作的危害，讓他們不要成為勞資關係中永遠的弱勢群體。
